张良(约前250—前186年)，字子房，颍川城父人，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、大臣，与韩信、萧何并称为“汉初三杰”。

　　张良的祖父、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(今河南禹州)任过五代韩王之相。

　　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，保存实力，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，使刘邦得以脱身。后又以出色的智谋，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，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，被封为留侯。

　　他精通黄老之道，不留恋权位，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。张良去世后，谥为文成侯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。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”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、文韬武略。后世敬其谋略出众，称其为“谋圣”。

　　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以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体构成，其中“世家”记录着活跃在帝王身边的贵族、侯王的兴衰史，《留候世家》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留候就是指有着“汉初第一谋臣”之称的张良。

　　张良、萧何、韩信被史家誉为“汉初三杰”。萧何为刘邦的幕僚长，位列第一功臣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乐观，最后被刘邦所猜疑，被捕下狱，险些治罪;韩信拥有重兵，战功赫赫，但素来被刘邦所猜忌，最终难逃被诛杀的厄运，可悲可叹;唯有“谋臣中的第一高人”张良，在汉初帝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“王者师”的角色，始终受到刘邦的尊重，以至于成为古往今来能够运用政治智慧来保护自己的范例。

　　司马迁在《留候世家》的记述中，文学色彩并不是多浓厚，前后都是运用了一种平淡朴实的笔法，描述了张良如何从一个拥有报国之志的青年，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汉王出谋划策，争夺天下，然后在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又急流勇退的传奇而又富有智慧的一生。民初史学家李景星在其《四史评议》一书中论曰：“史传例不称字，而《留侯世家》独称字，以高帝常字之也。凡此，皆太史公推重子房处。盖子房乃汉初第一谋臣，又为谋臣中第一高人，其策谋甚多……”又曰：“《留候世家》尤妙在‘老人授书’及‘四皓定太子’两段，全于淡处着笔，虚处传神，使留候的逸情高致一一托出，信乎其为文字中之神品也。”

　　《圯上逢黄石公》一段，有传奇色彩，但司马迁未加任何修饰，就像给我们讲述一个很亲近很实在的故事。张良桥上遇黄石公，正是自己的理想抱负遭受挫折的时候。他博浪沙击杀秦始皇不成，历经十年磨难，巧遇黄石公，从为老人拾鞋穿鞋，几次相会，到老人赠书，展示出张良的不凡气量和隐忍有容的人格魅力，也说明了张良已经从一个江湖的豪侠之士，变成了一个成熟、深沉、机智识变的不平凡人物，为后来成为“王者师”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《谏止复立六国》是张良政治智慧的一个出色表现。当时刘邦被项羽困在荣城，忧心如焚，急不可待的寻求破楚的良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人提出了重新封立六国，想借助六国君臣百姓的力量来削弱楚国。刘邦把握不准，就去征求张良的意见，张良当时就对这一决策进行了否决，并且针锋相对的论证了这一策略的不可行性，同时指出了这一策略失误的八条原因。

　　张良巧妙地以商汤伐夏桀而仍然封其后人于封地为例，把楚汉相争的严酷现实和商汤伐夏桀、武王伐纣的历史加以对比分析，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：如果重新封立六国，只能断送汉王创下的伟业。